1967年下旬，天津市响应国内“政治潮流”，建立了革委会，并推举解学恭同志担任革委会的总负责人。解学恭是一位老红军战士，他于1936年加入革命队伍，主要负责宣传工作，同年下旬，他被选送到军政学校进修，期间因为表现突出，被特批入党。

1937年初，解学恭奉命前往甘陕交界地带统战国民党军以及其他民主人士，构建抗日统一战线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他被紧急仇抽调到山西前线组织游击队和日军对抗，配合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作战。在此期间，阎锡山对共产党人的态度还算不错，不仅批给八路军一大批军火，而且还支持共产党在山西发展党组织。

可到了1939年，当阎锡山发现八路军在山西发展过快，已经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之后，他便开始恶意排挤、驱逐共产党和八路军。当年下旬，阎锡山甚至和八路军刀兵相见，在晋西北、晋中爆发激烈冲突。解学恭对于阎锡山的小人行径很是厌恶，他从一开始就对阎抱有提防之心，1939年阎锡山挑起争端的时候，他立即响应八路军前指的安排，指挥游击队和一些地方武装猛烈反击晋绥军，有力的维护了我方的利益。

1940年，解学恭带领一支300余人的队伍，沿着汾阳公路展开破袭战，伏击了两支日伪军的运输队，击杀了百余名敌人，并缴获大量物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力的反击了国民党军的不轨举动，打消了对方对我边区政府的觊觎之心。抗战结束之后，他被调到吕梁根据地工作，解放战争爆发后，他利用吕梁山区复杂的地形和国民党军进行周旋，牵制其兵力，配合刘邓大军向东机动。1949年中旬，山西解放后，他担任山西省委常委，兼任太原市委高干。

1952年，他被调到中共华北局工作，不过他在华北局仅仅只待了3个月，就又被调到中央任职，曾在多个部门工作过。1966年，党中央决定派遣他到内蒙古主持军政工作，但由于动荡爆发，他的行动受阻，因此未能按时上任，只能留在北京待分配。1967年初，51岁的他前往天津市委工作，不久后兼任市革委会主任。

解学恭在天津主政期间，和阴谋集团的关系非常暧昧，而且还曾多次迫害老同志，酿造了很多冤假错案。根据一些人回忆，解学恭对江青很是崇敬，但凡是江青说的话，他都会转达给天津市委、革委会的其他同志，要求大家认真“学习”；但凡是江青做出的“指示”，他也毫无保留的执行，江青说“打倒”谁，那解学恭就坚决“打倒”谁，丝毫没有一丁点原则和底线可言。

除此之外，解学恭还在天津大搞阶级斗争，呼吁市民、工人、农民团结起来打击所谓的“资本主义势力”。在他的“胡作非为”之下，天津迅速陷入发展的困境，经济停滞不前，工农业产值一降再降，老百姓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了。有一些下属向他反映了这一紧急情况，并请求他稍微关注一下经济发展，至少不要让老百姓为衣食发愁。但解学恭却对此良言充耳不闻，仍旧只关心阶级斗争，时刻注意江青的最新指示。而江青对解学恭也很是器重，一再对他进行重点“培养”，“九大”、“十大”、“十一大”期间，在江青的力推下，他顺利当选中央委员，成为中共党组织的核心成员。

时间来到1976年，江青告诉解学恭，未来国内局势可能会发生“变化”，请他要提前做好准备。解学恭当即领会了江青的意思，随即开始秘密拉拢党羽，准备策应江青搞“夺权”。谁料在当年10月，江青以及王洪文等人被党中央一网打尽，解学恭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惊失色，为了自保他连忙转变口风，开始批评江青和王洪文等人，想要以此与阴谋集团划清界限。但党中央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于1978年派人将解学恭逮捕，并将他的公职和党籍开除。

1981年，最高检宣布不起诉解学恭，将他无罪释放，晚年的他定居在天津一座不起眼的小院子中，每天过着低调的生活。党中央念及他曾经对革命有贡献，所以特地指示民政部门每个月给他发放一笔养老金，供他日常用度。

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解学恭一直使用假身份生活，而且绝口不提动荡时期的往事。90年代初，解学恭被查出患有肝病，子女们遂带他四处求医，希望能挽救他的生命，但由于他的病情实在太过严重，很多大医院也束手无策。最终，在1993年，他因病离世，与他相关的不堪历史也就此随风散去，很少有人再提及。